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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1日，海峡两岸首次联合举行了孙中山先生奉安南京中山陵八十周年的隆重纪念活动：首发《孙中山奉安大典》，主办“巍巍中山魂——孙中山先生奉安八十周年纪念特展”。

　　值此之际，在湖北第一台乡黄陂，首次重现了民国众议院议员、国会非常会议主席范熙壬，于1925年3月代表中华民国国会起草的《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等珍贵文物史料。

　　留学东瀛，追随孙中山

　　《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共五百二十个字。笔者是为撰写《为民喉舌·范熙壬传》搜寻资料时，于范熙壬子女范亚维、范延中处发现这一墨宝的，而且历经改朝换代、辗转大江南北与海峡两岸，才得以保存下来。

　　其实，范熙壬追随孙中山可追溯到1904年。

　　据范正泽的《黄陂范氏源流考察记》载，清末民初从黄陂天河走出的一代名儒范轼、范熙壬父子，分别是范仲淹的三十一世与三十二世裔孙。

　　1921年，光绪年间翰林左绍佐在《秀蕻园集序》中云，戊戌进士范轼“才足以副其学，学足以昌其诗与文”，“偶为骈骊之体”，“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气骨高奇，无愧作手”。还曾在范仲淹任知州的故地饶州担任过统税二年，以文正公之心为心，厘定税章，利民利国，有口皆碑。

　　范熙壬1878年9月22日生于湖北黄陂天河，字任卿，又因早年筑室“莱园”于北京，人称“莱园先生”。

　　范熙壬自幼壮志凌云，承深厚之家学，有“神童”之誉。可是，他自十二岁初试科场，却在县试、府试、院试中，两试不第，甲午乡试，亦名落孙山。然而，经过几年拼搏，终于在十五岁时以第二名中秀才。

　　继而，他一发不可收，十六岁一举考入两湖书院，成为张之洞的得意门生。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与父亲范轼在秋闱中同科中举，获光绪皇帝御赐“父子同榜”匾额与鎏金长联。

　　由于他们父子均是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得意门生，范熙壬完全可以从此平步青云，享受荣华富贵。但为了国家的振兴，他二十岁时，毅然参加“公车上书”。是座师黄绍箕暗通消息，他连夜南归才逃过戊戌政变一劫。

　　接下来，本来就职内阁中书的他，决定继续深造。结果以初试和复试第一名考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一时，以“独具腹稿”名扬士林。

　　1904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因张之洞举荐，负笈东瀛。期间，他与同盟会会员黄兴、宋教仁过从甚密，开始追随孙中山。不久，其胞弟范熙申、从兄范熙椿、从弟范熙绩也留学日本，后来熙申为民国海军舰长、熙绩为陆军中将。

　　1906年11月16日，经他发起并任总经理，在东京与张耀曾、汤化龙等三十八人创办《新译界》月刊，介绍东西列强先进思想、科技、制度，继林则徐等先贤谋取师表之道。在创刊号上，他不仅刊载林则徐遗照及其子林浩苏之祝词，还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强调该刊以“研究实学，推广公益”（清末《留日学生报》）为宗旨，又译述东西书刊和时事论文，在海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在其主编之《清末民初期刊汇编》序中，称范熙壬为“改革运动健将”。

　　接着，他受导师的影响，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巨著《资本论》。回国后，他奉张之洞之命，又参与了筹备资政院开院事宜，致力于君主立宪工作。

　　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他怦然心动。尤其是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高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更是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尽管当时陆路不通，但他在京被拥护共和人士选为北方代表后，毅然绕海路南下沪宁，前去参加中华民国开国大典与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

　　孙中山先生听说范熙壬一行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参加民国开国大典，心里非常激动，不仅亲自接见了范熙壬等，还特别希望他留在新政府工作，令范熙壬感到特别温暖。

　　在南京的十余天里，他下榻于两湖书院校友黄兴官邸，还与留日好友宋教仁、张绍曾、汤化龙等人，常常彻夜深谈。当宋教仁谈到此次起草“临时约法”是以其《鄂州约法》为蓝本的，范熙壬十分赞成，并向他介绍了“一院制”法规起草的全过程，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为民喉舌，促孙文北上

　　1913年，在汉为父亲治丧的范熙壬，得知孙中山号召各界人士积极参加议会政治，于是，他立即北上，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先后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还在北京湖广会馆欢迎孙中山北上。

　　在国会上，他以非凡的道德勇气，为民请命，相继质询袁世凯政府丧权辱国之“善后大借款”案，弹劾顾维钧、王克敏之“金佛郎案”，以及曹锟之流的贿选，几遭不测。

　　早在1912年3月，袁世凯为筹集战争经费，用来压服、打击、消灭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势力，密派亲信周自齐访问在华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银行团，借处理清政府债务善后事宜之名义，策划将清政府在宣统三年与美国资本团、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清政府为改革币制和振兴实业借款一千万镑的合同（资金到位仅十万镑，清政府就垮台了），改为民国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北洋政府许诺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四国银行团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次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为了急于得到借款，袁世凯密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全权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最后的谈判，几乎全部答应了列强的苛刻条件，签署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二十一款，另有七个附件，两个附表。规定：借款总额为二千五百万英镑，对外发行金镑债券，年息五厘，期限四十七年；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即按二千五百万镑的百分之八十四计算给北洋政府），扣除百分之六的佣金，净收入二千一百万英镑。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偿还到期的庚子赔款和各种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抵充政府行政费外，仅余七百六十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六千七百八十九万英镑。

　　“善后大借款”协议签订后，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袁记政府卖国行为。当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不久，人人自危，但范熙壬不顾个人安危，于1913年5月19日愤然在国会上提出了《众议院质问善后借款合同事宜书》（六条），他说：“此次中国政府善后借款为数二千五百万金镑，利息五厘，折扣八四；而又监督财政，干涉盐务。条件之严酷，为从来所未有。亡国之惨，即在目睫。识时之彦，奔走呼号，痛哭流涕。或以违背约法、藐视国会，责难政府。熙壬等以为，政府即无违法问题，而但即合同之条件研究之，已足为亡国之征，吾人不可不深长思之也。此次借款正名曰善后，借款果能善其后？虽借款何商，是吾人当先研究善后之法何如？而后能决借款之左计与否？今列举数端，应请政府限期答复……”他强烈要求袁记政府在一周内就裁遣军队预算、整顿盐务明细预算、行政款明细预算、会计法与审计院法等六个方面一并答复。

　　范熙壬的义举也得到了朝野正义人士的积极响应，国会议员孙光圻、刘景烈、陈廷策、牟琳、刘泽龙等纷纷在范熙壬的质询书上连署。紧接着，张大昕、冯振骥、周树标、张伯烈、林辂存等议员也提出了《质问大借款用途及财政善后计划书》，指出“款目如此其巨，条件如此其严，民国财政实已陷入至险极危之境……”李大钊则在《言治》上共发表了三十四篇（首）诗文，对军阀官僚祸国殃民的种种劣迹，进行揭露与斥责。他在《大哀篇》一文中指出：“所谓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

　　到了1923年，曹锟为了贿选总统，曾秘派亲信贿赂相关议员。当曹氏亲信给范熙壬送来巨额支票时，范熙壬犹如受到奇耻大辱一般，顿时申斥之声声震屋宇，来人只好灰溜溜地退出。

　　不仅如此，范熙壬还分别在饭店或友人私宅，邀请百余名国会议员会商，抵制由拥曹议员主持召开的国会。同时，他还不惜以抵押住宅给日本东方保险公司，作为活动经费，与副议长褚辅成，以及王用宾、刘楚湘、焦易堂等三十余名国会议员驰赴天津设立办事处，与曹氏的“御用国会”分庭抗礼，组织国会议员移沪开会、发布宣言，反对非法大选。此外，为争取“御用国会”议长吴景濂，范熙壬还修书一封，情理交融地晓以大义，劝其勿助纣为虐，其《致吴莲伯议长书》云：

　　军阀蠹国，酿成六月十三日政变。个中消息，有耳共闻。吾兄身为议长，宁无所知？曲直顺逆，不烦强聒，唯是熙壬心迹，有不得不为吾兄暨两院同人告者。望平心澄虑，一垂察焉……

　　熙壬与兄旧同砚席，私交素笃，不愿吾兄为武人所利用，自损令名。且损民国建立以来，为国效力之成绩。尤恐“国会”二字，因此次政潮从而消融。而国家根本大法，亦随武人颐指气使蹂躏无余……

　　范熙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南北各方的大力支持，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议员南下，张作霖遥为声援，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

　　曹氏为了杀一儆百，秘派特务对范熙壬进行监视与打压。由于参议院议员、湖北同乡与同学胡钧，曾经留学德国，又住在租界，还有德籍夫人的背景，军阀不敢造次，故范家老小得以下榻于胡家天津住宅避难。

　　贿选总统曹锟以非法手段窃取大位后，为得到外国借款，打算通过秘密谈判承认“金佛郎案”。于是，曹氏指使外交总长顾维钧、财政总长王克敏企图绕过国会签约，导致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消息传出后，遭到范熙壬等国会议员的反对和质问。

　　对于王克敏，范熙壬早年留日时就认识。而顾维钧则是与范熙壬同一年出国留学的，回国一直从事外交工作，范熙壬与二人并无个人恩怨。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范熙壬以凛然正气，在国会上提出了弹劾顾维钧、王克敏等办理“金佛郎案”的辱国行径。从两方面对其进行了猛烈抨击：一是指出若政府欲承认“金佛郎案”，“在政治上说，是卖国行为”；二是强调若政府对于国会要求总理及国务委员出席国会会议接受质询置之不理，“在法律上说，则是违法行为”。

　　王克敏是曹锟的死党，见自己的阴谋被暴露，顿时气极败坏，竟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会会议上将一方砚台朝着正在发言的范熙壬头上猛砸过去，企图置范熙壬于死地。幸亏范熙壬及时发现，侧身躲闪，只伤及皮毛，否则范熙壬的眼睛难保。顿时，国会议员们义愤填膺，对王氏的粗暴行径予以愤怒的谴责。王氏见众怒难犯，才灰溜溜而退。

　　一身正气的范熙壬，并没有被王氏野蛮行径所吓倒，继续在国会上慷慨陈词。同时会后联络等各派议员，协力抗争。

　　曹锟之流竟于1924年8月21日，动用军警特务对范熙壬、彭养光、丁世峄等六名议员进行秘密逮捕。当日下午二时许，特务潜入范宅周围进行监视，企图捉拿范熙壬。也许是吉人天相，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恰巧重病初愈的老母要出去拜访亲戚，十分孝敬母亲的范熙壬主动让老母乘坐其专用马车，自己改坐人力车出门。结果，是老母把特务引开，让范熙壬又逃过一劫。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将曹锟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后，范熙壬等积极奔走呼号，终于促成奉系、皖系与孙中山形成“反直三角同盟”。

　　１１月１日，段祺瑞与张作霖为全国舆论所迫，便故作姿态地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于12月4日风尘仆仆赶到天津，抱病接见群众……范熙壬等代表国会在天津欢迎中山先生北上。

　　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方局势急转直下，奉系军阀张作霖背信弃义，不顾向冯玉祥立下的诺言，把大批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天津和津浦路北段，硬是把国民军挤了出去。又向冯施加压力，迫使其把段祺瑞抬出来当上临时执政。24日，段抵京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抢先控制了北京政权。

　　这时，范熙壬与李大钊同在孙中山左右工作，致力于筹备召开国民大会。报界在刊发孙中山与范熙壬等各界名流在天津张园的大幅照片时称，这象征着国（国民党）、共（共产党）、群（议员）三方的真诚合作。为了纪念这一美好时光，范熙壬将这幅大照片挂在采寿堂内院大客厅，和中山先生、宋庆龄夫人的俪影挂在一起。由于此照是孙中山留下的最后一幅集体合影照，故至今各地纪念馆均有珍藏。

　　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进京。由于病体难支，未能对热情的群众发表讲话，只是散发了已印好的简短的书面谈话《入京宣言》，文中说：“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中山先生抵京后，便沉疴不起。1925年的元旦，他突然收到了段氏的一封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由于善后会议不能代表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因此不是一个解决国是的机构，孙中山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一项宣言，旗帜鲜明地反对召开善后会议。同时开始筹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1月20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反对“善后会议”，并推选代表北上加入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由于中山先生急火攻心，于2月24日，病情加剧，遵医嘱并征得宋庆龄同意，然后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来到病房，把预先写好的三个遗嘱，一字一句地念给孙中山听，听完后签上了他的名字。其国事遗嘱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尽管生命垂危，但中山先生一直挂念国民会议。范熙壬与李大钊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一方面于2月27日由范熙壬与沈钧儒等三十五人公开发表《致善后会议函》，反对“善后会议”。另一方面促成国民党于3月1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另外，范熙壬还主持起草了《国会非常会议宣言》，并于3月19日发表通电，声明“中华民国构成于临时约法……今于约法存在之时，求所谓国民会议。推本求源，除根据约法外，别无可循之途径”。

　　范氏三杰，为总理执绋

　　再说中山先生的病情，从1925年3月5日就开始恶化，10日已经陷入昏迷状态。所以，范熙壬此时心急如焚，整日独处书斋，心情沮丧，即使回到家里他也忧心忡忡，家人见状都不敢大声讲话。

　　3月12日，弥留之际的中山先生，早上虽然醒来，但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发出内心的呐喊，呼唤着伟大祖国。在他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之后，于九时三十分，便溘然长逝了！

　　巨星陨落，举世哀恸。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组成治丧处，由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他们根据先生“我一生仰慕列宁，我希望死后能像列宁一样的殡殓”的遗愿，在当天就将遗体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并通电全国党员戴黑纱，停止娱乐宴会七日。顿时，海内外的华人纷纷集会，悼念这位空手创共和，大名垂宇宙的世纪伟人。

　　在范熙壬等的斡旋下，国会非常会议也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下半旗志哀，并要求财政部拨出治丧费十万元。3月14日，各国驻华公使馆纷纷前往医院吊唁。次日，尽管大雪纷飞，但前往医院吊唁者仍排成长队，络绎不绝。

　　当负责治丧的李烈钧、范熙壬等议定将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之社稷坛作为停灵之处。哪知，北京政府执政段祺瑞竟派一位姓王的代表说不能同意。对中山先生忠心耿耿的李烈钧听后气得眦裂发指，对王氏怒斥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府才能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府尚能持异议耶？”段祺瑞迫于无奈，只能表示同意。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拜殿公祭。当天，陆军部鸣放礼炮三十三响，航空署派三架飞机绕空飞行，空撒孙中山遗像。送殡队伍壮观浩荡，前面有三百名警保人员开路，接着是庞大的军乐队，之后是十二万各界送葬群众，紧接着是全副武装的护卫队伍，随后是外国驻华代表、随员和旅华人士，后面是亲属百余人。亲属之后，是灵柩和执绋人员，宋庆龄乘青玻璃马车随柩行进。走在最后面的是一队卫兵。花圈挽联触目皆是，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况。孙中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央公园拜殿正中，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党旗。灵堂的悬匾写着“有志竟成”，挂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联为“天下为公”四字。在通往灵堂的路上，可见有四座用素花扎成的牌坊，上面挂满了匾联，全采录自孙先生著作中的警句。

　　从3月24日至27日为受吊之期。治丧处收到花圈七千多个，挽联、挽幅五百余幅。吊唁签名者达七十四万多人，连同接待的其他吊唁者共约两百万人。

　　在26日的公祭大会上，范熙壬、范熙申、范熙绩昆仲三人分别代表国会、海军、陆军一同出席公祭仪式，范熙壬还以悲痛万分的心情代表国会议员起草了情切切、言凿凿的祭文——《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悼念伟人长逝。全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孙光庭等二百七十九人谨荐酒醴庶羞昭告于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灵。辞曰：

　　昆仑东趋，脉维三分，南极大庾，赤县畇畇。

　　瀛海外环，苞奇孕秀，挺生我公，邦家重构。

　　炎黄帝胄，降为舆台，公振其聩，虩虩若雷。

　　建州旧藩，取明而代，十叶相承，山砺河带。

　　前有吴郑，后有洪杨，天厌华夏，佹兴佹亡。

　　公慕春秋，仇复九世，招纳健儿，歃血为誓。

　　会创兴中，馆辟大同，神州舆诵，靡然响风。

　　秦搜张良，汉购季布，履险如夷，四方驰骛。

　　欧美非亚，墨突不黔，揭竿斩木，义旗翩联。

　　辛亥仲秋，武昌建国，云集响应，民怒尽赫。

　　公曰归哉，时不再来，定都金陵，宝历遂开。

　　功成弗居，法尧禅舜，中国一人，超华盛顿。

　　武夫擅权，暮四朝三，既谀莽德，复煽殷顽。

　　公曰约法，未容滥改，摄位海隅，百战不殆。

　　壬癸之际，国会北归，大波轩起，紫是朱非。

　　政以贿成，兵毒天下，公驰羽檄，名器不假。

　　罪人斯得，破斧东山，乘桴远来，共策治安。

　　昊天步吊，不遗一老，下膏上肓，二竖何狡！

　　扁仓束手，大命遽倾，国将不国，民为谁民。

　　避债有台，登闻失鼓，泉涸鱼枯，孰濡孰呴。

　　某等不幸，丧此导师，茫茫长夜，巨星西驰。

　　旨酒盈卮，佳肴充豆，公乎有神，陟降左右。

　　尚飨。

　　在护送孙中山的灵柩到西山碧云寺时，灵车经长安街、西单牌楼，出西直门，北京市民三十万人步送至西直门，两万多人步送至香山。更有千千万万的群众伫立在灵车经过的大道两旁路祭。范熙壬次女、武汉老年大学教授范亚维深情地写道：

　　1925年3月，为了悼念中山先生，二叔（范熙申）代表海军来京送灵。我在花园小书房听见敲门声，蓦然看到一位高大魁梧，身佩指挥刀的军官，不觉一怔，印象最深是他军帽飞羽飘金，与父亲黑丝高冠燕尾大礼服截然不同；但他双目炯炯，气度与父亲不相上下。五叔熙绩则代表陆军，参加追悼国父。他们和父亲一样牵着我的手，走进花园拜见祖母。

　　26日，北京在中山公园举行追悼中山先生大会。那天天气特别阴暗，站在社稷坛旁边，父亲的心情比层层乌云还要沉重……由于悲痛过度，他所写的祭文，也是请人代读的。会后灵车出了大厅，父亲牵着我走出公园，目送灵车，目送执绋人士缓缓沿西长安街向西山碧云寺行进，夹道人群黑压压白花花的一片。父亲伫立良久，止不住潸然泪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我只有不断地摇着父亲的手，催他回家。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决定于6月1日举行孙中山奉安中山陵大典。

　　同年５月，宋庆龄取道苏联经满洲里归国，于５月１８日晚六时乘火车抵达北京（当时已改称“北平”）。下车后，不接见任何外人，由孙科夫人陈淑英陪同，从站台上直接乘汽车至西山碧云寺。到达孙中山灵前时，宋庆龄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手指着棺椁，卫士明白她的意思，连忙轻轻揭开覆盖在棺椁上的国旗，透过玻璃棺盖，宋庆龄再一次看到了丈夫的面容，禁不住放声痛哭，抚棺连呼：“总理，我在此地，你哪里去了？”陪同人员无不下泪。

　　此后几天，陆续举行改殓、公祭、奉移典礼，范熙壬虽然淡出政坛，仍以孙中山生前友好与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典礼。5月26日，宋庆龄随灵车南下，范熙王并没有赴南京参加奉安大典。

　　范熙壬归隐故里后，特地将《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等文物善本，均打包装箱寄存在汉上德商协平洋行和好友家中。岂料，1938年武汉沦陷，不少文物被战火所毁，且范熙壬壮志未酬身先死。幸而《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他与孙中山肩并肩的合影照等文物史料劫后尚存。1949年初，其子范延中将这些文物辗转带到台湾，才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不久前，范亚维告诉弟弟，笔者正在撰写《为民喉舌．范熙壬传》，他才将这尘封八十五年的《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寄回故里。彭仲先生在《长江日报》披露此消息后，中山舰博物馆专程找到笔者，目前已经将《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在该馆收藏。